2011-06-22

    摘要：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金融战略昭示天下，回答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命题。文章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未来金融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中国金融战略，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当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政策博弈，将影响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而且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对研究一个正处于转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而言，更具特殊需要的是，必须回答其战略的特殊性和策略性，即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顺应世界经济力量和格局的变化，维护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全球化趋势不被中断。战略未必一定是敌对的。战略是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以清晰的和谐金融战略昭示天下，回答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命题。

　　一、未来环境对中国金融的需求是矛盾的

　　中国未来增长存在以下四个主要机遇：一是高储蓄率，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三是全球化，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同样，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广泛而言，挑战来自于各个方向，如大国地缘政治问题，领土统一与主权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民主政治改革和软实力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就纯经济增长长趋势分析，关键性的挑战又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资源、环境制约，三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

　　四大机遇与挑战，对金融意味着什么？从机遇看，简言之，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从挑战看，存在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全球化进程的需求因素，同时面对外部并不稳定的环境，中国金融的全球化绝对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隔离”和“减震”装置，存在需慎对金融全球化进程的需求因素。这意味着，汇总未来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中国金融的客观需求不得不是矛盾的：既要金融的全球化，又必须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二、现实的中国金融供给：“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

　　对中国金融未来环境的分析，是需求分析。现实中国金融能供给什么？其特征是什么？作者概括为“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两大现象。对于前者，人们容易接受：对于后者，也许有些人不赞成。

　　作者于2007年提出“金融弱国”，主要基于在国际比较中，一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上风”，即是被他国所影响进行的思考。若就此出发，毫无疑问，可列举一系列特征性现象：人民币汇率不敢自由浮动，人民币远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金融弱国”的主要标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如一国宏观调控受制于他国的“原罪”现象等弱机制问题；在国家层面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从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看，中国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深度与广度，仍属刚刚起步，海外资金尚不敢让其自由进出；加上国内金融的一系列行政管制，导致中国表面热闹的“金融的发展”、“骄人的成绩”，还只能属于初步的、浅层次的“自娱自乐”阶段。

　　三、战略方向的唯一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基于以上四大机遇与挑战对未来金融的需求分析，同时基于“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对未来金融的供给分析，理论逻辑和现实决定了，当今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或者说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作为金融的总体战略方向，只能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所谓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是指，中国经济面对稳定增长的挑战，中国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微观治理到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所谓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一国货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如果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具体分析，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项：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在这四项内容中，国内改革是其他三项的基础和条件。缺乏国内金融（包括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一切金融开放活动都难以推进。因为要与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轨，基本条件是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崛起的显著标志，因此也是中国金融战略所谋求的核心内容。只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渐次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资本管制的放开，才存在不偏离中国经济利益的最后追求。但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管制的基本放开为前提。而资本管制是汇率政策的一种配合，汇率政策既是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和稳定发展的杠杆，又是国内经济、金融逐步改革的结果体现，是一个不断演变的适应过程，同样离不开其他三项内容因素的制约。因此，整个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要处理好上述核心内容在政策操作上的力度搭配和先后次序。例如，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有国内改革汇率进一步趋于弹性和资本管制放开的配合，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推进，又可减轻汇率弹性的要求压力。汇率的渐趋弹性，既需要国内改革的配合，又给放松资本管制减轻了压力，给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创造了条件，等等。由此可见，“有限的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改革方面，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中的一种交错发展，是一个逐步逼近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动态过程。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可以说，“有限的全球化”是战略过渡期内的无奈选择，是为了趋利避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金融更大的开放作好充分准备。如果用近似中医学的语言来表述“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战略的核心意图，即“与虚避邪、以虚固本、固本扶虚、以虚制虚”。这里的“虚”字，更多的喻义为“金融”，“本”字更多的喻义为“实体经济”。

　　与虚避邪。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又是受益者。中国未来要进一步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必须参与金融全球化。但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多端，在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又要尽可能避开、防范市场动荡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即参与的金融全球化是有一定的“防火墙”隔离的、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以虚固本。通过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提高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以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与竞争力。

　　固本扶虚。在壮大实体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过程中，进一步给金融体系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需求，也可给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扶植、培育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以虚制虚。在通过参与金融全球化，壮大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逐步形成“金融强国”实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改善国际经济、金融的新秩序。

　　四、现实的金融世界远非西方主流教科书所能概括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分析，任何金融问题，要真正把握其实质，或者把握相对于经济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金融系统功能的实质，必须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必须理解金融系统自身是一个大系统的概念

　　由货币衍生的一系列金融产品，不管其形态、功能如何复杂，其实质是“人类之间的一种信任”的表达。其“信任”的存在或者功能的实现，都首先存在于自身的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的具体特征：

　　第一，是四维的系统。理解一个金融体系是否稳定、健康，离不开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行为和金融开放（涉及汇率、资本流动等涉外金融内容）四个要素。一国金融体系的具体状态，也是该四要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四要素分别的作用力不同，可以衍生出各种复杂的组合、体现为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各种景象。

　　第二，金融系统正常功能有效发挥，有赖于与实体经济恰到好处的结合。须关注、明确三项内容：（1）“金融抑制”不行，“过度发展”同样也不行。客观上，一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金融运行形态有显著的差异要求。因此对于处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国经济，世上所谓最优的金融系统模式，未必是最好的、唯一的。（2）一国金融系统以金融市场为主导还是以银行中介为主导，既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也与一国当时经济本身结构有关，不存在绝对的谁优谁劣的问题。历史上的货币霸权国家，往往采取金融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因为该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尽可能将世界其他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但其后的德国和日本，尽管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国际金融市场已有的路径依赖下，只能惯性地被罩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模式和纽约金融市场影响下，注重于发展银行中介主导的模式。并不是日、德两国不想尽快拓展本国金融市场与本币的国际化。（3）同理，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也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如何合理对待，要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上的金融四要素中结构平衡的需要。同时不排除在不同时期会出现分业和混业经营重点的循环。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到1999年《美国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再到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对混业、分业经营持偏见者的理论的最好讽刺。

　　第三，是一般经济学家所不易和不愿承认的，但又是被几百年来各国金融历史所证明的，即金融体系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决策架构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即不要过高估计金融政策这一单项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稳定作用。

　　第四，作为逻辑的衍生，既然金融自身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因此金融系统中出现的任何一种信号，反映的应是金融系统的全息信号。只是不同的信号在不同时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重点、兴奋点不同而已。

　　（二）金融“天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扩张性

　　导致此特质的原因：一是货币的“公共物品性”与金融使用中的“私人性”，两者的结合一定会产生“公地悲剧”，形成道德风险。二是货币金融“公共物品性”，以相对较为脆弱的、无形的“普通信任”心理因素为基础，表现为基于脆弱基础上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三是责任义务的不对称，容易引起货币金融的过度膨胀。四是金融系统服务的对象——实体经济——本身具有内在周期性和结构性的扭曲。由于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容易引发金融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

　　（三）金融系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

　　对此的判断，不是局限于哲学意义上一切事物是运动的解释，而是基于金融系统“天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扩张性的理解。因为存在“天生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自然会引发经济的动态波动，从而需要不断寻找金融系统改善的方案以纠正经济的动态波动。指出这一点，既有助于理解系统变革（改革）与既定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也特别提醒了转轨国家的人们，一切改革与开放的举措，都不是一国金融史坐标上的零点。因此在改革开放中，不要疏忽了原系统内正处于渐变到质变变化过程中某个维度的细微变化，及其对系统内互为联系体的“本质”的影响。也就是说，一项新制度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在破坏原系统的平衡向新平衡中的转换过程，是一种新旧因素的重新组合方式。人们往往容易重视“重新组合”中的新因素，忽视旧因素是否或者如何仍在起作用的情形。更需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又是在人的头脑指挥下进行。由于人们认知“偏见”的绝对性，或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反射理论”说，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由于人的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迄今的理论永远只是对历史本质和实践的一种近似的、不精确的反映。这一切，决定了金融系统不可能不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系统。

　　（四）结构主义或非平等性，是理解现代金融系统的第四个显著特质

　　全球的金融，是各国多种货币、多种金融系统同存的世界。在这个大系统中，各国货币、金融系统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金融系统具有自我强化（或弱化）的特性（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网络效应），自然，“中心货币”及“中心货币”国家的金融，存在“领先”优势和大国主导优势。该“中心货币”往往在给本国金融发展提供了境外空间的同时，还引导、决定着“非中心货币”国的货币与金融的制度及走势。这在金本位时代也是如此。指出这一特质，特别提醒正处于转轨、“非中心货币”地位的国家，在制定一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主要是汇率、资本管理政策）时，尤须予以充分的关注与小心。

　　指出这些特质，不是给“阴谋论”提供任何理论根据，只是想告诫善良的人们，现实的金融问题及金融系统是复杂的，绝对不能天真地、书呆子式地，就某一具体的金融问题而论金融问题，应持有系统的、动态的认识视角。尽管如此，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人们还可能只是在逐渐逼近金融的本质。

　　五、战略过渡期内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在寻找于本国最优的货币区边界。其中，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此的选择，又会有不同的利益视角，也不存在理论上的唯一性。因为大小不同的经济体，对整个世界的供求产生的冲击完全不一样。大国经济体在一个货币区内无法“搭便车”。从历史角度看，大国经济体同样存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过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出于内外平衡的要求，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决定着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不论是在金本位时期，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抑或在当前的浮动汇率体系时期，其拥有的是更多的“坐庄”式的货币稳定机制。相反，由于货币的网络和规模效应，决定了小国特别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小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灵活性空间并不大，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大国所设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体系中，选择相对适应本国情况、种类有限的某一汇率制度。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因为市场大势的作用，市场投机力量和国际合作往往都支持大国“中心货币”的基本稳定。对处于“外围货币”的小国，不但较难获取货币合作，甚至投机努力也是顺周期的。因此，对小国货币来说，往往需要通过汇率以外的额外稳定机制（如资本账户管理）来保证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相比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自身市场的不完善、货币错配和“弱币”的地位，更是决定了汇率选择中的困境。无奈，作为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往往实行资本账户一定程度的管制。

　　因此，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到底谁主沉浮？历史上，西方学者分别以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和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两派争论，始终难有定论。现实中，两派理论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度内使用，也是各有利弊，需要视条件而权衡。恰恰在世界现实金融中，大量存在的是中间汇率制度，是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组合。对此，全球现存的各种汇率理论中，没有任何理论能否认，一个国家不能实现波动幅度适中的目标区汇率制度：也没有任何理论能说服，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研究也表明，角点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制）同样难以避免危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