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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孙颖妮 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40年是“允许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历史，那么2021年可能是中国开始探索“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新起点之年。浙江荷担大任。

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公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依据这份文件赋予的20项措施，今后的浙江将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试验田。

按照《意见》给出的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到2035年，浙江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财经》记者奔赴浙江，在走访中了解到，浙江探索发展“一村一业”已经造就财富的扩散效应。位于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的东埭村就是台州“一村一业”的代表之一。睡衣加工是东埭村的主导产业，全村4600多人、1400户，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睡衣生意，这里驻扎着数百家睡衣类公司，还有很多小作坊做睡衣订单加工，自己当“小老板”。记者沿着东埭村街道往前，路边林立着大大小小的睡衣工厂、作坊和销售店，走进工厂可以看到花花绿绿堆积如山的各式睡衣。

“别看这些小作坊规模不大，但是每年的产值却很高。即便是个体户年销售额最低也在几十万到百万元，假如两夫妻肯吃苦，一年盈利二十几万元没有问题。”东埭村村委会副主任洪鹏告诉《财经》记者。东埭村的睡衣产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从面料、配饰到物流，具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村民也创立了很多睡衣品牌。通过产业链连接，致富的涟漪在各个村镇扩散。

然而，“共同富裕”的内涵远不止于收入增长。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教授李实向《财经》记者介绍，共同富裕的关键词是“富裕”与“共享”。站在个人福利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是指家庭和个人的收入、家庭和个人的财产，以及家庭和个人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等福祉的提升。此外，收入和财富差距要明显缩小，要基本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也不等于财富均等。”李实说。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业界的共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同时富裕，而是一个有先有后、逐步实现的过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形成示范效应，并通过先富者带动和帮助后富者，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一轮“先富与共富”的争议。

1978年起，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强调发挥先富者的示范作用，这在当时对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桎梏、激励中国实现长达40年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今，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的GDP达到100万亿元，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这意味着探索共同富裕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经历40年先富的探索，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18上涨至0.468，越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近年来官方已经不再公布这一数据。

一些学者因此忧虑，中国要防止步入“拉丁美洲陷阱”，导致政治不稳、社会动荡、民粹主义盛行、财富被少数人垄断。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公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导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不足，居民消费缺乏动力，拖了经济发展“三驾马车”的后腿；另一方面也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致使一些低收入群体不满。此时重申共同富裕，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符合老百姓的愿望，符合以人民为本的发展理念，也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现在，破题将从浙江开始。

杭州西湖的游客。图/视觉中国

中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花落浙江？

实际上，按GDP总量排名，2020年浙江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并不占优，人均GDP排名第六，但排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市，人口覆盖较少，而省域范例则浙江最合适。

浙江的城乡发展相对协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较好。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699元和31930元，分别连续第20年和第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96，其中嘉兴的比值最小为1.61，均远低于2.56的全国平均数值。即使是浙江经济相对落后的衢州、丽水人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收入水平。这些年由于浙江城乡差距小，在萧山等地出现了“赘婿”现象。

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分析，浙江类似一个微缩版的中国。此处“七山一水二分田”，城市、农村兼有，农村人口占一半；此外，浙江下辖的城市，从第一梯队的杭州，中等规模的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层级结构。浙江省内东中西部的探索，将有利于经验在中国的推广复制。

还有一些答案，藏在浙江的重商文化与浙江人的性格里。

无论是浙商，还是温商，最大的商业精神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利益一起分，因此股份制发达，遇到困难大家一起扛。浙商发现市场机会会拉着亲戚朋友，一个村一个村地扩展，比较容易实现共同富裕，浙江人勤劳吃苦，年轻人有梦想，很少有“躺平”青年。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向《财经》记者分析，浙江在历史上国有资本的大项目相对比较少，因而市场化色彩比较浓、民营中小企业多、创业创新的氛围强。小老板们习惯于在市场上拼搏，通过自由竞争获取生存空间，更多企业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推动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椒江达尔美绣衣厂是台州市东埭村的一家小型企业，厂长张国生告诉《财经》记者，最早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加工睡衣，现在家族企业生产的睡衣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睡衣产业不仅带动了本村就业，也对邻村就业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

这种提携同乡、合作共享的习俗在浙江金华市的武义县也是如此。

上夫山村最初建造于最贫穷的牛头山上。2003年，村民得益于扶贫政策搬迁下山后，住进了桐琴工业园区旁的楼房里。远远看去，白墙灰瓦的一排排三层小楼坐落在绿树花丛中，看上去和城市的别墅区没有两样。

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桐琴工业园区里有不少生产五金机械、电动工具等产品的企业。《财经》记者看到，在与武义县桐琴镇上夫山村相隔两条马路的地方，坐落着桐琴工业园区，生产保温杯的浙江洪帆工贸有限公司是入驻园区的第一批企业。董事长胡洪泽告诉《财经》记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从隔壁县级市永康来到武义建厂。吸引他过来的不仅是相对便宜的用地，还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派专人负责公司注册、税务登记等事项，还打通交通枢纽，修建了七条武义直通永康的公路。

浙江洪帆工贸有限公司职工公寓。摄影/《财经》记者 孙颖妮

在园区入口处，有一座五层职工公寓。胡洪泽刚来武义建厂时，招聘的员工几乎都是当地人，随着附近工厂越来越多，这里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工人工资也从4000元到1万元不等。

建厂初期，胡洪泽只是给当地保温杯企业做杯盖、手柄等配套零件，这些年积累了经验，已经可以生产全套的保温杯。如今，洪帆生产的保温杯已经销往世界各地，并与星巴克、雀巢等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这离不开创业初期前辈们在资金、技术上的支持。生产保温杯的企业老板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经验，我们的配套质量不断提升，对他们的产品品质也有所提升。”现在，胡洪泽也在帮助初创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虽然目标客户可能重叠，但杯子行业市场大，生意是做不完的”。

在胡洪泽这样一批“共享创业”的老板带领下，武义县工业园区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区，产业链条长而完善。在桐琴工业园区，像洪帆这样的保温杯厂家有近20家，算上永康，这类企业有500多家，两地出口保温杯的数量占据中国保温杯出口总量的85％以上。

原武义县扶贫办主任董春法介绍，除了在园区打工，当初从牛头山下山的村民中，还有一部分前往昆山，将小买卖发展为小有规模的超市。那些做小本生意先富起来的村民，将开店技巧、营销经验等告知同乡，大家四面开花地纷纷到昆山、杭州、苏州、常州、无锡等地开超市，形成了牛头山村民独有的“超市经济”现象。

扶贫办主任的日记。摄影/《财经》记者 张明丽

曾有专家分析浙江1990年－200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发现，绝大多数县市和相邻县市都存在双向的正向溢出效应，关键的原因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义乌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电、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浦江的水晶……民营经济遍地开花，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发达，也保障了当地民众的就业机会和基本收入。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就业门槛，能够实现自由就业，尤其是鼓励支持小微企业，人人都有就业机会，就容易实现共同富裕。”李实说，相较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国企对就业者的高要求，民营经济在招聘时相对较少考虑户口、学历等身份因素，因而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浙江，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愿意在家里开个小作坊、做点小生意。记者在台州的工厂里刚好遇到一位正在工作的82岁老人。对方表示，一个月收入近2000元，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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