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经济走弱甚至可能衰退的趋势，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经济出现困难并减速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比较同为长三角两翼的浙江、江苏以及山东三省，就可发现浙江反应最为剧烈，这多少让人不解。

　　日前，浙江、江苏两省先后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5月，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有1.07 万家亏损，亏损面达19.6%；江苏省上半年亏损企业达7132家(其中私营企业单位数3067家)，亏损面同比只上升1.3%。江苏省亏损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化工、机械、建材、冶金、电子等行业；浙江则包括皮革、服装、化纤、印刷在内的轻纺行业，石化、电力、通信电子等也是亏损企业“聚集区”。

　　作为资源大省的山东，日子比浙江更好过些。1-5月份，山东省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634亿元，增长27. 2%，实现利润额居全国首位；1-6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8207.76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3个百分点，在鲁苏浙粤沪沿海五省市中排名第一；增加值的绝对额亦居全国首位，比排在其后的江苏和广东分别多出1000.7亿元和1176.36亿元。

　　反观浙江工业增势回落却让人为之担忧。1月至5月，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全国3.1个百分点，增长率排在第25位；利润增长率比全国低6.8个百分点，排在第21位。今年上半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98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这是浙江省统计局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11.5亿元，增长15.8%，增幅同比回落16.5个百分点。二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分别为122.4和131.5，同比降22.7和23.3，两大指数均低于全国水平。企业融资景气指数更是跌入不景气区间，二季度为98.5，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上季度下降22和6.4，有22.3%的中小企业感觉融资困难。

　　“20%以上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众多企业老板成了“范跑跑”等报道更让人心惊。浙江义乌昔日的明星企业“金乌集团”，如今因数亿元巨债面临“土崩瓦解”；企业领军人、当年“十佳青年私营企业家”张政建如今也远遁躲债、去向不明。金乌集团的困局并非个案。目前在义乌已经有近三成民营企业资金断链。而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多达数百万之众的省份，类似的问题极为突出。

　　种种迹象显示，出口放缓、成本提升、融资困难等“内忧外患”，正使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经济面临压力。浙江省经贸委在7月中旬公布的一份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中直言：“目前企业遇到的困难之多和压力之大，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最突出的。”

　　危机之下，浙江经济为何显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这与浙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浙江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回落与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关。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研究认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资源是有限的，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从这些年来看浙江的经济发展，也是典型的“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当前浙江工业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技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尤其是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导致资源匮乏的浙江更加难以为继。去年开始，包括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很多要素都在涨价。据统计，上半年浙江省工业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了11.7%。向来以低成本、低价格立足市场的浙江企业，面对成本不断上涨，很多企业的利润被不断蚕食，甚至亏损。

　　从资源投入来看，与江苏、山东相比，浙江的资源在全国是极度匮乏的，平均占有资源，土地资源、矿藏资源都是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无疑在有限资源约束和急速上涨压力下的经济增长必定会有极限，目前浙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与此有关。而江苏与山东的煤、油资源在全国来讲是比较丰富的，使得资源上涨压力远比浙江轻。

　　其次，浙江经济反应剧烈与浙江的经济产品结构有关，浙江的产品结构向来是以纺织品、服装等轻工业为主，其次为机电产品、小五金等，并且浙江工业基本都属于下游产业。虽然这些年浙江已经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能源消耗的格局没有改变、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格局没有改变。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指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能源价格上涨两种因素的叠加，对利润率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企业来说，利润已经丧失殆尽。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进一步增大，贸易保护主义的日渐盛行，浙江外贸企业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浙江的产业层次偏低，产业高度化又不足。相当部分企业尚未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必由之路。受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主要产业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主导产品和主要技术以模仿和引进为主，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也正是受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浙江工业总体上形成了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最终使得吃老本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无论是轻工业，还是机电产品都属加工业、为下游产品。目前，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太快。但下游工业产品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有的不但不涨，却有一定程度的下滑。浙江企业主要属于日用消费品方面为代表的轻加工制造业，在上世纪9 0年代很吃香。可最近几年，国民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以住房、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重工业开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使得浙江的中小企业地位开始发生转变。这使得以生产下游产品为主的浙江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效益下滑，发展速度大幅放缓也就不足为怪了。相比之下，江苏与山东的产品重化工业比较多，生产中上游产品的企业比浙江多。

　　反观山东，却是“大象经济”起舞。据调查，山东工业“利”在其结构，工业结构偏重是山东工业利润领跑的最重要因素。“山东省工业以地缘、地域资源为依托的能源、资源型经济和原材料经济特征明显，是山东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工业保持高利润的主要依赖。”山东省统计局副局长姜玉山如是分析。

　　一份资料显示1-5月份，山东煤炭工业利润同比增长了64%，石油业利润增长近49%，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铁矿石)的利润增幅更是超过了101%。实际上，山东省是全国5个煤炭产量过亿吨的产煤大省；山东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年产原油2700万吨，著名的胜利油田就在山东境内。近年来，山东重工业所占比重一直在68%-70%之间徘徊，而以原油、煤炭、农副产品等为代表的原材料类产品今年以来均在高位运行，煤炭、原油价格的上涨，扩增了山东能源工业的利润。

　　第三，浙江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导致浙江经济回落较快有其必然性和历史性，“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这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目前，浙江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在98%以上，而浙江的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山东、江苏等地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个头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

　　如80年代末的宏观调控，“1989年的8月工业总产值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为全国最低，此后连续 5个月的月度增幅负增长；1990年又创下累计增幅连续7个月负增长的新低。再如2001年，受国际经济衰退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自三季度起明显回落，8月和9月分别跌至7.8%和8%，从上半年一度列全国第4位骤然降至第19和2 0位。2005年，浙江工业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重要关口，又重蹈下得快的覆辙。”

　　外需下滑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浙江影响非常大。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及其对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波及，上半年浙江出口增速明显回落，出口增幅实际仅为14.7%，同比回落13.8%。浙江是个出口贸易大省，去年的外贸出口占GDP的50%左右，出口受阻，使得很多企业经营困难。

　　相比浙江以中小企业占主导的情况，“大象经济”支撑了山东工业的高利润。在山东，除了大众熟知的海尔、海信、青啤之外，还有不少企业在行业内占据鳌头：潍柴动力、中国重汽、鲁花花生油、浪潮集团的服务器、诸城外贸农副产品加工出口、张裕葡萄酒、亚洲规模最大的魏桥纺织、中国太阳能热利用的领军者皇明太阳能、晨鸣纸业等等，无疑，这些“大象企业”抗风险能力远甚于以“小狗经济”著称的浙江中小企业。　　

　　第四，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目前在GDP比重中非公经济占了70%以上，民营企业贷款无门导致企业无法运转是浙江经济波动的重要诱因。目前，银根紧缩是改革开放来最为严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紧了对企业的贷款，尤其是对非公企业的贷款。这对以非公经济为主的浙江企业和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浙江省统计局王杰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说，去年中央提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使本身在融资方面就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影响较大，很多企业贷不到款，资金链断裂，造成经营困难，企业融资指数下跌就是一个证明。

　　为什么银根紧缩往往演变成对民企的紧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国金融系统都是国有的或者是准国有的。国家一声调控，作为行政命令似的政策很快会在整个银行系统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因国有银行的固有本性，发生了变化。往往是国有企业贷款时，因其都是国家的，只是左口袋到右口袋的事，凡是在政策容许范围内的能贷的就贷。更何况还有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对银行的软硬兼施呢?出了问题由政府顶着。

　　但对民企却不同了，它是老板个人的，贷出了问题，收不回来是很严重的失职问题。所以对民企产生了惜贷和拒贷现象，凡是国家严令禁止贷款的坚决不贷，导致民企贷款无门。这样，国家信贷政策从紧，银根收紧，企业资金链绷紧提高了融资成本。2007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财务费用比2006年增长了30%左右，企业资金链绷紧，甚至导致如飞跃集团一样的资金链断裂。按照浙江企业的传统运作模式，“企业如果没有钱还银行贷款，就会向民间借贷公司借短期高利贷，等到申请到第二批银行贷款下来后，再还高利贷。”一位民间借贷公司经理程非非说，“当飞跃从民间借贷公司手中拿到钱后，归还了银行的贷款，可是，由于今年以来的银根紧缩政策，银行的第二批贷款却没能如期借给飞跃，这导致了飞跃的资金链断裂。”

　　实际上，随着连续加息和银根紧缩等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深入实施，2007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信贷资金渐趋紧张，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就已经一路高企。200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的数据显示，当月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月利率达到11.77‰，较之上月即去年年底的数据上升0.13个千分点，再度逼近2005年1月的历史高位1 2.112‰，而将11.77‰的月利率换算成年率的话，就是14.124%，这样的水平已经比目前银行贷款7.47 %的年利率高出了一倍。而这仅仅是开始，目前，浙江的民间借贷率最高的已达年利率120%。显然，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不但完全侵吞了企业的利润，还有可能导致企业遭受灭顶之灾。

　　为什么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如此之高呢？只能用中小民营企业实在是贷款无门、饮鸠止渴来解释了。

　　相比之下，山东以国有企业为主，在企业贷款方面明显好于浙江，而江苏以外资和三资企业为主，融资相对容易。这样企业的日子好过，经济发展当然也好于浙江。

　　第五个是浙江企业家资金“套牢”。浙江省统计局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发言人王杰认为，浙江的中小企业们脑子都很活络，前几年股市、楼市火爆的时候，很多企业家都把本来准备搞实业的钱投进去了，现在这两大市场不景气，但很多企业家还有大笔的钱在里面，所以只好不断地抽走实业上面的资金，来保股市、楼市里面的钱，这是一些企业关停的另一个原因。

　　股市的腰斩，楼市的套牢，使得一向资本丰腴的浙江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充足的自有资金，资金链一紧，银行不贷款，民间高利贷借了也是死，倒不如关门歇业来得自在。大量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导致浙江经济波动较大。(作者系区域经济研究青年学者)